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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素质与选举改革调查

公民素质与选举改革调查 引言 中国能不能进一步扩大直接选举范围,提高选举民主化程度,长期以来,有一种“经济文化落后”、“中国人的素质太低,搞不了民主”的理论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选举会影响社会稳定。这种理论被视为“中国国情”,奠为我国选举制度的基础。它成为我国

公民素质与选举改革调查

公民素质与选举改革调查

引言

中国能不能进一步扩大直接选举范围,提高选举民主化程度,长期以来,有一种“经济文化落后”、“中国人的素质太低,搞不了民主”的理论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选举会影响社会稳定。这种理论被视为“中国国情”,奠为我国选举制度的基础。它成为我国选举制度进一步民主化的一道门槛。上述理论是否有根据?中国能不能扩大直接选举,提高选举民主化程度?这就是本文所要探究的问题。 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已50多年,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进入21世纪的中国,“经济文化落后、公民素质太低”还是现实吗?

近20年来,我国选举制度也作了一些改革,选举的普遍性、平等、秘密投票等原则基本实现。只有直接选举,农村由乡镇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发展到县级人大代表直接选举。50年来我们只走了这小小的一步,扩大直接选举的民主脚步显得十分迟缓和沉重。“经济文化落后、公民素质大低”今天仍然是许多人包括政治家、知识分子和群众的惯常思维。对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论,北京大学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研究中心组织了一项研究课题,在全国约20个地区发放了2500份问卷,进行了社会学的处理分析。“[3]本文是在广泛进行实地采访调查的基础上,结合问卷调查所作的分析研究报告。调查研究证明”公民素质太低,搞不了民主选举“是站不脚的理论!

一、受教育程度与选举行为的相关分析

凭经验观察,选举作为一种政治行为,它与公民的受教育程度有很大关系。你看在古今中外历史上争取民主的斗争中,站在最前列的大多是那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肯定对政治有较高的敏感性和更积极的参与态度。当1979年修改选举法和地方人大和政府组织法之后,对选举制度进行了改革,扩大了直接选举,实行差额选举和广泛宣传候选人的制度。对这次选举民主化改革,大学生最为敏感,踊跃参加了这次选举,搞差额选举、联合提名、竞选等活动轰轰烈烈,对新的选举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忱和积极性。与知识分子相比,广大市民和农民对新选举法的颁布远没有表现出那幺敏感和热忱。

在对选民选举意识的问卷调查证实了人们通常认为的选民的受教育程度与选举行为的积极性的确有很大的相关性。选民在回答“您愿不愿意参加人大代表的选举”问题时,选民的受教育程度与选举态度有明显的差别。

上述情况表明,公民选举态度的积极性与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存在一定的相关性。高、中专以上教育程度的与中、小学教育程度的参选积极性有一定差别,但差别不是很大。但是,不识字的人参选态度与前面的人有明显的差别,表示愿意参加选举的只有54%,不愿意和无所谓的达35%。可见,他们存在明显的消极倾向。当然,这种问卷只反映选民对选举的意向性态度,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

在另一组问卷调查中,则反映选民对选举更实际的态度。[5]

在问卷“您参加人大代表的选举”是“主动积极参加投票”的,为48.5%;是“领导动员或组织要求”去投票的,占19%;是“大家都去,我也去”的占13.3%;是“没有办法才去”,或“有补贴、奖励才去”的约占8%。[6]

在回答“是主动积极参加投票”的人中:受高中、中专教育程度的人最积极,占55.1%;

其次是受小学、初中教育程度的人,占47.9%;

然后是受大专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占44.3%;文盲最不积极只有29.2%。 在回答是随大流“大家都去、我也去”,或为补贴去投票的人中:文化程度低的人更盲从,文盲为28.6%;

受小学、初中教育的人为25.1%;受高中、中专教育的人为14.6%;

受大专以上教育的人占20.6%。

以上情况表明,受中等教育程度的人选举态度更为积极,受高等教育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选举态度更为消极。

单纯从选民的选举意识看,参选态度的积极性与受教育程度成一定的正比关系。但是,由于现实各种因素的影响,其中主要是选民对选举对象的态度和对选举程序的信任程度的影响,参选积极性与受教育程度的比例关系会发生变化、扭曲、甚至成反比。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如果认为选举的对象是有意义的,选举程序是公正、民主的,就会比一般人更积极参与选举。相反,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如果认为选举程序不很公正、民主,他们会比其它人更为消极、甚至抵制选举。

可见,受教育程度高低并不是选民选举积极性高低的决定性因素,受教育程度高并不等于参加选举的积极性高,因为,还有其它因素影响公民的选举行为。在实际中,受教育程度与选举积极性并不成比例关系。在上述问卷调查中表现的实际参选态度形成“中间高、两头低”的局面,即受中等教育程度的人态度最积极,投票积极性高于受高等教育的人。这反映了影响选举因素的复杂性。但其中有一个原因,恐怕与这次受调查的地区和对象有关。由于,这次问卷调查的多数对象在县、乡一级较多,在这一群体的人中,受中等教育的人可能较多的人是党员、国家工作人员或企业领导,他们对选举表现得更为积极。受高等教育的人可能更多的是知识分子,他们自主性和独立性强,个人意识和观点较强些,对现行选举可能更主动积极,也可能更被动消极。文盲和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则盲目性大一些,随大流跟着别人去投票的人比例会高一些。靠领导动员、组织去投票的选民随受教育程度提高而增高,说明受较高教育的人由于对现行选举有较多的不满意,所以不很愿意主动去投票,但由于单位组织、领导打招呼,才不得不去投票,表现得更多是被动去投票。

在调查受教育程度对选举积极性态度的影响时,我们还设计了直接了解选民对这一问题评价的问卷。[7]调查问卷列举了:A 、受教育程度;B 、经济发达水平;C 、个人生活水平;D 、政治因素;E 、个人利益;F 、有权力的人。赞成选举积极性与上述因素成正比关系的,按赞成比例的高低依次为:D 、E 、F 、A 、B 、C.对受教育程度与选举态度相关的认同只排在第四位,可见,不少人认为,受教育程度对选举的影响不如政治、个人利益的因素更影响选举态度。

比如,选民对“文化程度越高越积极”这一问题,表示赞成的人为37.6%,反对者为29.8%。就已作出回答的人数看,赞成者比反对者要多,但考虑到还有32%的人没有选择此项。所以,从总数上来看,认同这一观点的人不算太多。如果把这一因素与其它因素比较,受教育程度的因素对选举行为的影响也不是主要的因素。

但是,从对受教育因素与选举行为关系的进一步调查发现,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明显地受到被调查者受教育程度的影响。

对这一问题的a回答形成很明显的反差。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支持这一观点的比例越高;受教育程度越低,反对者越多。另外,从职业分布特点看,受过较高教育的职业如法律工作者、教师、在校学生、文艺科技人员比农民、工人、党政工作人员、无职业者和个体劳动者等阶层的人赞成的更多。[9]可见,认为受教育程度越高,选举积极性越高的观点,很大程度上是受较高教育程度者的自我认同,受教育程度较低者并不认为自己因文化程度较低就影响选举的积极性。看来社会对受教育程度较低者有一种偏见。

从上可见,选民的政治参与和选举行为与受教育程度有一定的相关性。按人们通常观点,也是调查所反映的观点,受教育程度越高,选举态度的积极性相对越高。但是,必须强调,受教育程度与选举积极性的相关性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而且主要表现在选举意识层面。在选举行为层面,没有证据表明它们完全成正比例关系。公民的选举行为肯定有受教育程度的重要影响,但不是决定性因素。因此,不能完全以受教育程度高低来判断选民选举的积极性,并以此作为衡量公民参与选举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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