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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税费改革期待更大突破

农村税费改革期待更大突破 ――山东农村税费改革与农民负担问题调查分析 一、税费改革工作进展顺利,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这次税费改革力度大、政策落实好,农民负担确实减轻 (二)税费改革规范了农村分配行为,理顺了干群关系,促进了社会稳定 改革前,基层干部很大一部分

农村税费改革期待更大突破

农村税费改革期待更大突破

――山东农村税费改革与农民负担问题调查分析

一、税费改革工作进展顺利,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这次税费改革力度大、政策落实好,农民负担确实减轻 (二)税费改革规范了农村分配行为,理顺了干群关系,促进了社会稳定

改革前,基层干部很大一部分精力都用在催粮派款上,工作难度大,群众有抵触情绪,干群关系紧张。农村税费改革,从制度上规范了农村分配行为,使农村税费征管工作和分配关系迈向规范化,较好地解决了征管工作中的“以债抵税”、“基层干部垫税”、“随意多收、以支定收、强行收取”和“农民互相观望而迟交赋税”的问题。基层干部从催粮派款中得到解脱,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帮助农民发展经济,干群关系有了明显的改善,进一步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提高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群众普遍反映现在“交得明白,交得放心”、“负担不重了,干部不凶了”。从本次调查的9个村看,没有发生一起因缴纳税费而上访的案件。从全省来看,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减轻农民负担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全省连续3年没有发生重大恶性事件。

(三)税费改革规范了政府行为,强化了服务功能,促进了乡镇职能的转变

改革后,农税征管工作实现了由乡镇党委政府主导型,向财税、农业部门执法主体型的转变。这一转变从客观上加速了乡镇政权职能的转变。将直接管理乡镇集体经济活动的职能转变到落实各项政策、抓好行政执法、提供公共服务上来,强化了为农业、农村和农民服务的功能。税费改革还促进了乡镇机构改革和人员精简。从面上看,近年来,全省通过乡镇区划调整和机构改革,撤并700多个乡镇,精减分流3万多人;通过开展村“两委”交叉任职,减少村干部近10万人,大大减少了财政负担。

(四)税费改革促进了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

费税改革后,土地面积成了计税的依据,农业特产税逐步取消,粮食比较效益低,农民为了增加收益,积极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植比较效益高的经济作物和发展特色农业,提高土地的产出效益。据统计,全省粮经作物种植面积之比由2002年的57:43调整到2003年的54:46,农业生产结构逐渐优化。

二、税费改革中遇到的困难及存在问题

农村税费改革取得了很大成效,但在改革过程中也遇到一些困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农民负担仍然较重,隐性负担还没有涉及 从与城镇居民的比较情况看,税负差距则更大。以我省农村税费改革为例,2002年的农业税税率不超过7%,农业税附加不超过20%,综合负担率大体为8.4%。从消费者角度比较,城镇居民工薪阶层需缴纳个人所得税。根据现行税制规定,个人月工资收入低于800元不征税(相当于年收入9600元);月工资收入超过800元只就超过部分征税,如超过800元以上、1300元以下税率为5%,即月收入1300元(相当于年收入15600元),只需纳税25元(年纳税300元),负担率仅为1.9%(300元/15600元)。从经营者角度比较,城镇居民从事工商业要缴纳流转税和所得税,考虑到增值税和营业税的起征点规定和间接税的性质(即税负能够转嫁),流转税忽略不计。个体工商户个人所得税在所得不超过5000元时,税率为5%,其中经营者的工资性收入可税前扣除(年扣除9600元),若考虑工资性收入因素,其负担率为1.71%[250元/(5000元+9600元)]。结论是:城镇居民年收入在9600元以下不纳税,城镇居民工薪阶层年收入在15600元以下,个体工商户年收入在12600元以下,其税收负担率不超过2%。城镇居民无收入或低收入不纳税,农民不管收入多少,不管男女老少一律纳税,城乡居民名义税收负担相差4倍以上。实际上农民负担的8.4%,是以农业总收入作为计税依据,总收入中包含成本、费用,若扣除成本费用,以纯收入作为计税依据,则农民负担率更高。 (二)乡村收支缺口较大,存在着农民负担“反弹”隐患

税费改革的目标之一是确保基层正常运转,但实行税费改革后,乡、村可用财力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少,减少幅度最大的是村级财力。就乡级财政来说,改革后,新的农业税收入要比原来征收的农业税与统筹之和少。但因为乡镇机构改革需要一个过程,所以支出在短时间内不会大幅度减少,这就造成改革后的一段时间内,收入相对减少而支出不减少的局面,加大了乡财政收支矛盾。在本次调查的9个乡镇中,有5个乡镇存在收支缺口,占55.6%;缺口金额达838.92万元,缺口最大的乡镇为296.5万元。就村级财务来说,收支矛盾更为突出。税费改革后,村干部报酬、五保户供养和村办公经费,除原由集体经营收入开支的仍继续保留外,凡由农民上缴村提留开支的,统一采用新的农业税附加、农业特产税附加方式收取,但附加比例最高分别不超过正税的20%。附加比例偏小,改革前后相比,村级收入减幅达到60%~70%,实现正常运转难度较大,除集体经济较好的村组外,大部分村组都在低效运转。乡村两级财政收入锐减,一方面农村义务教育等社会公共事业发展受到制约。从调查的9个村情况看,税费改革后,教育经费投入减少的有6个村,减少幅度最高的达75%,最低的也近20%;教育经费投入没有变化的有2个村,而增加的只有1个村。另一方面,乡村组织资金缺口较大,极有可能诱发农民负担的反弹。

(三)乡村负债重,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

当前,我省乡村两级债务问题严重,沉重的债务与农民负担形成恶性循环。在本次调查的9个乡镇中,到2003年有7个乡镇存在债务问题,平均债务金额达853万元。在本次调查的9个村中,到2003年有7个村存在债务问题,平均债务金额达11.6万元。这些不良债务形成原因十分复杂,有的属于“普九”欠账,有的属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欠账,有的属乡镇无钱发放工资而向金融机构和个人借贷形成的债务,还有一部分属公益事业欠账。税费改革后,新的农业税成为乡镇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乡镇财政负债就成为税费改革绕不开的难题。一方面,税费改革封住了乱收费的口子,扼制了农民负担无序增长的可能,另一方面,税费改革也封住了乡镇干部还债途径。乡村债务量大、面广,构成复杂,如何化解债务是十分沉重和敏感的问题。实际情况显示:各地在税费改革过程中对这一尖锐矛盾采取的是暂时回避的办法,事实是不仅旧债无法锁定,更无法化解,而且新债还在不断增加。乡村债务成为无法排除的“定时炸弹”,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隐患。

(四)新税赋出现新的不公平,部分农户负担会有所加重

首先,农业税按耕地面积征收,造成种地越多,上缴的税费也越多,而那些主要从事二、三产业收入较高的农户反而上缴得少。过去偏重于按人头收取,现在则主要按地亩征收,势必进一步加剧负担的不均。其次,税费改革前,部分集体经济较好地方的“三提五统”主要由集体财力代垫,农户是零负担,税改后,“税随田走、田随户走”反而使这些农户有了负担,与税费改革提出“村村减负、户户受益”的基本要求不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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